记者（以下简称记）：1879年，戈鲲化受聘到美国哈佛大学任教，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的大学派出教师，去教授中国文化，也是一件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乃至整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但是，一百多年来，这位中美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那么，您是怎样发掘出他的事迹的？
张宏生（以下简称张）：1996年，我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任高级访问学者，刚一安顿下来，就去参观举世闻名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尽管此前就已知道这个图书馆与中国渊源很深，但面对大门、触手可及的墙壁上悬挂着的一幅大照片，仍使我感到震撼。这是一个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顶戴花翎，身着宫服，足登皂靴，清癯的脸上生着一双睿智的眼睛。从照片上的文字介绍中得知这个人叫戈鲲化，1879年从宁波（文字介绍有点含糊，实际上他是安徽休宁人，长期流寓宁波）应聘来哈佛任中文教席，1882年因病卒于剑桥，燕京图书馆就是以他带到美国的一小批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真令人肃然起敬。以前只知道容闳是第一个赴美的留学生，想不到中国在这么早也会派人到美国来教授中国文化。这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后来通过研究，得知他曾考中过秀才。二十一、二岁时，到湘军平定太平大国的重要将领黄开榜军中做幕僚，经历过一些战事。后来先后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和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职，直至赴美。
记：哈佛大学怎么想起来要从中国聘请教师的？
张：这要提到一个叫作鼐德（FrancisP．Knight）的人。美国的汉学研究比欧洲的一些国家起步晚，但在这一过程中，哈佛大学却以其特有的气魄走在了前面，而鼐德则是促成这一计划得以实施的最重要的人物。鼐德生于美国麻萨诸塞省波士顿，早年来中国营口经商，创办了旗昌洋行。自1864年起，除担任美国驻营口领事外，还兼任瑞典、挪威、法国、荷兰、德国、日本等国驻营口的领事或副领事。1877年2月，在中国已生活了15年的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体会，针对美国在华商务和传教事业的需要，致信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W·Eliot），提出募集一笔钱，从中国聘请一位教师，在该大学建立中文讲座的建议，其目的是通过学习中文，培养一些年轻人，为他们将来在中国政府供职提供条件，增强他们在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能力。这一建议得到埃利奥特的重视和支持，于是计划得以施行。
记：当时学习汉语，一般都要到中国来。把老师请到美国，应该比较独特。
张：对。事实上，在当时西方的汉学圈子里，对此也有激烈的争论。支持鼐德的人认为，外国人如果在来中国之前就能学习一定的中文，通过日积月累，慢慢体味，会为日后的生活打下稳固的基础，并在到达中国以后，获得学习的激励，从而实现快速进步。持这种观点的有在华德国著名汉学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ollendorff，1848－1901），英国外交官棺在明（Warlter CaineHillier，1849－1927）、达文波（Arthur Davenport，1836－1916）、固威林（WilliamM．Cooper），以及北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A，P．Martin，1827－1916）等。反对鼐德的人则认为，年轻人到中国之前，应该全面学习各种知识，打好基础，如果在美就开始学习中文，一方面是没有合适的语言环境，另一方面是课业太多，没有充足的时间，结果可能是事倍功半。
记：鼐德是怎样说服反对者的？
张：事实上，鼐德并没有说服他们，他只是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特别具有实干的精神，从教材到老师的生活，从中文班的学生来源到这些学生将来的出路，每一个细节他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另外，哈佛的态度也非常积极。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哈佛的系科更加齐全，实力更加雄厚。中文教学在美国的高等教学中还很罕见，探讨到底在美国开设这一教学的余地有多大，无疑极具挑战性，也为哈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空间。所以，当时的校长埃利奥特以他的远见卓识，大力促成了这件事。这些，都值得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大书一笔。
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一般以同是汉文化圈的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为多。当时，要找一位愿意远渡重洋到万里之外的美国任教的人，恐怕并不容易吧。
张：是的。直到方案开始付诸实施的时候，鼐德才发现，很难在中国找一位符合要求而又愿意远渡重洋的人。毕竟，那是一个太遥远的国度，不仅与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惯不合，而且去和西洋人打交道也使人心存疑惧。但在杜德维的努力下，这件事还是成功了。杜德维是哈佛毕业生，1865年来到中国并长期在中国任职。尽管他一开始对这件事也是心存疑忌，但出于对母校的感情，他真诚地为哈佛的发展前景考虑，希望这一举措能够导致在哈佛设立一个中国学的讲座教授职位。当然，杜德维最终能够找到戈鲲化，和他的经历也有关。1877年末，杜德维从福州改任宁波税务司，而戈鲲化正好是他的中文老师。
记：可是，为什么别的人不愿或不敢到美国去，而戈鲲化就能欣然同意呢？
张：我想，这是因为他以前曾在美国领事馆任职，对西洋特别是对美国有一定的了解，任职宁波期间还教过一位英国学生和一位法国学生。据记载，他对西方的新事物和新观念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另外，宁波在康熙年间就是中国四个对外通商港口之一，1844年开埠以后，更是当时重要的对外口岸，和外国贸易来往频繁，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对外交流也一直很活跃，早期传教士自美国浸信会的玛高温（Daniel Jermore Mac Gowan）于1843年来到宁波，其后又有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德赛（Aldersay）、美国浸信会的罗尔梯（Edward Clemens Lord）、美国长老会的丁韪良（WilliamA．P．Martin）等先后来到宁波，进行传教、办学，并传播西方文化。而且，当时宁波为了配合西学的传播，出版事业也非常兴盛。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传教士柯理（RichardCole）的提议下，将印刷所从澳门迁到宁波，命名为“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大量出版各种书籍杂志。这种社会环境对戈鲲化的思想显然不能没有影响，他能选择被时人视为畏途的美国之行，与此也不能没有关系。
记：戈鲲化是第一位被邀请到美国高等学府中任教的中国人。对他来说，美国的生活是全新的；而对美国人来说，一位来自中国的教师也是以前所没有的事。那么，美国人对这门课是什么想法呢？
张：哈佛大学中文班预定于1879年秋季正式开班，计划每周上课五天，每天教师授课一小时，学生自学二至三小时。按规定，任何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但那些对中国文史哲感兴趣的人、希望到中国任职、经商、传教的人更受到特别欢迎。校内学生免费，校外学生则每学年收学费150美元。可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所以，戈鲲化来到哈佛以后，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班里只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其实是哈佛的一位拉丁文教授，名叫GeorgeMartinLane，戈鲲化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刘恩。刘恩任哈佛大学的拉丁文教授达43年之久，逝世之后，《美国语言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i，XVIII，No．3）称他为“美国最伟大的拉丁语学家”。出于对语言的敏感，也出于对新事物的追求，这位当时已经颇负盛名的拉丁语教授找到戈鲲化，愿意随他学中文。当然，刘恩来学中文也帮助了戈鲲化，因为他来美国时，几乎一点儿也不懂英文，现在正好趁此机会向对方学习。事实也正是如此，戈和刘恩一直在互相学习，他们可能是较早的具有换学性质的一对。光绪七年（1881年），戈鲲化专门写诗赠给刘恩：“未习殊方语，师资第一功。德邻成德友，全始贵全终。”感谢刘恩使自己这个异国人能够掌握了英文，而且三年来不间断地加以指导，所以戈鲲化称他为自己的老师。不过，后来他所开设的课程渐渐受到注意，学生最多时曾达到5个。戈鲲化授课时总是穿着清朝宫服，以表示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他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分的准备和高度的技巧，深受好评。
记：戈鲲化在国内就出版过两本诗集，以他诗人的感受，来到美国后，肯定还有更多的创作吧？
张：他确实写了不少，可惜，多半都已散失了。不过，从诗人的角度来看，他还有另外的考虑，即他虽然是作为语言教师被聘任的，但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决定了他更想作一个文化传播者，而不仅仅是语言教师。他选择的载体是诗，因为在中国，诗的地位一直很高，诗的形式是非常民族的，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因此，他在任何场合，几乎都忘不了吟诵、讲解诗。在当地，不少人都对他的这一特点印象深刻。他的美国朋友卡迪斯（Benjamin R．Curtis）曾回忆有一次邀请他参加“纸莎草”（Papyrus）俱乐部的聚会，他用中文抑扬顿挫地吟诵了一首诗，其风度倾倒了其他与会者。1882年1月到2月，在戈鲲化逝世前的几个星期，卸任回国后的杜德维应邀在波士顿连续6天做关于中国的专题讲演，戈鲲化出席了第4场即2月1日晚的那一场，先后吟诵了孔子的一段话，宋人的一首描写家庭的诗，以及他自己写的一首赞美春天的诗。由此看来，戈鲲化不仅自己喜欢诗，而且强烈地意识到诗的价值，他是有意识地在美国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要把诗的精神带到美国。
记：那么，这一点有没有体现在他的教学中呢？
张：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编的一本教材《华质英文》（Chinese Verse and Prose），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的教材。戈鲲化在序言里介绍自己的编写目的时说：“前年余膺哈佛特书院之聘，航海而西，以华文掌教之余，学英语，习英文。女取隅右梵，庶几似之。继与诸博雅讨论有韵之文，彼亦慕中国藻词之妙。只因书不同文，方心圆智，未能遽凿破浑沌。屡索余诗，爰取《人寿堂》旧作四首，又至美后所作十一首译示之，并附诗余尺牍各一。译竣，墨诸版，用副诸博雅殷殷切问之意云尔。”在《华质英文》的例言中，他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中国诗歌（包括词和尺牍，二者选的不多，仅各一篇，但尺牍多用骈文，所以他所讨论的仍然是韵文）的特殊形式，尽管所涉及的只是形式，但注重节奏、韵律和音乐性，这对于很难体会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美国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适当的选择。因为，英文诗也自有其特殊的声律传统，从形式方面入手，有利于在比较的基础上了解中国诗的特殊性，这比空洞地谈“立意”要现实得多。他所选的每一首诗都注出了平仄，说明他特别注意让读者了解作品的音乐性。我们现在还无法估计这本教材对美国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尤其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多大的作用，但即使是从中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作为中国人编的第一本诗词教材，它也有极大的意义。
记：记得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耶鲁大学也开设了中文讲座。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共同引导了美国汉学研究的起源。那么，这两所学校的有关当事人是否有联系呢？
张：有的。耶鲁大学的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是卫三畏（Sarnuel Wells Williams）。卫三畏是中美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1812年出生，二十多岁就到了中国，此后长期在中国传教或任职。1877年，他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回到美国，随即受聘于耶鲁大学。1846年，他参加了美国东方学会；1881年成为该会的会长。在美国，他是第一个由美国人出任的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其出版于1848年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试图把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也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研究著作。戈鲲化来到美国以后，很快就结识了卫三畏。对于戈鲲化来说，他很高兴能在美国碰到一个洋人同行，而且这么精通中国学问。他也很感谢卫三畏，因为卫三畏送给他的英汉辞典，使得他在学习英文中少走了不少弯路。同样，卫三畏也很高兴能认识戈鲲化。因为他在耶鲁获得这个教职以后，也很希望能和一个中国学者互相切磋，得到帮助。他们二人的交往在中美关系史，尤其是中美文化史和美国汉学发展史上，都是重要的一笔。直到今天，耶鲁和哈佛仍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两大重镇，而在一百多年前，正好这两个学校先后设立了中国语言（文学）教席，更巧的是在这两大名校执教的中文教师，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而且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这其中的意义至今仍然没有被学者们所充分认识。
记：1882年初，戈鲲化思了肺炎，使得他的任期还没有结束，就逝世于哈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充分肯定他在哈佛汉学研究中的开创性地位。
张：是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虽然戈鲲化在哈佛的使命令人遗憾的过早地结束了，但他的名字却永远写在了哈佛大学的发展史上。他在哈佛大学开设中文班的尝试，作为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起源，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现在的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 Yenching Library）以其丰富的中文（还有日文）藏书，成为西方世界中声名卓著的书林重镇，而戈鲲化在哈佛大学使用的若干中文书籍，正是这个图书馆的馆藏之始。因此，他那身着清朝官服全身照，至今仍悬挂在燕京图书馆门厅里，提醒每一个造访之人饮水思源。至于哈佛大学探讨东方文明的兴趣，则从那个时候就已提供了可能性，并且或明或暗地延续下来。终于，在戈鲲化去世22年后的1904年，阿奇博尔德·布莱克（Robert P．Blake）在哈佛大学开设了第一门有关近代远东历史（中国史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的课程——“1842年以来的远东历史”。沿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佛的汉学研究更是突飞猛进，先后有多人开设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艺术等课程。二十年代以后，著名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著名中国文学专家梅光迪先后应邀到哈佛教授中文，继续了他们的前辈戈鲲化所做的事业。发展到1928年，随着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以及后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成立，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日益发展，不仅傲视北美，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屈指可数。这一切的源头，都应该追溯到戈鲲化。
记：站在21世纪的今天，回过头来看戈鲲化当时所做的工作，其中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应该怎样认识呢？
张：比起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作为第一个出国到西方任教的学者，戈鲲化的身后是寂寞的，一百多年来，他的名字几乎不为世人所知。这有它可以理解的理由，因为戈鲲化的早亡，他还未来得及把他在美国的所思所得带回来，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运动，就像后来的一批“五四”文化人一样。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他的美国之行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无疑应该受到充分的肯定。近百年来，中国总的趋势是文化输入，为了富国强兵，扶危救亡，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努力向西方寻找思想武器，基本上形成了文化引进的局面。但是，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有识之士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文化也是全球现代化中的一种重要资源，也可以为人类和平、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甚至有人提出以东方文化救西方文化之弊的主张，所以对东方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在西方发展得非常迅速。按照这一思路向前推，一百多年前的戈鲲化正是文化输出的先行者，他将古老的中国文明及其价值带到美国，给正在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另一种价值参照，使人们看到了文化共存及其互补的重要性。今天，当我们讨论地球村以及全球价值的时候，重新检讨和认识19世纪末戈鲲化所做的工作，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记：顺便再问一下，您研究戈鲲化已经好几年了，人们对这个名字也越来越熟悉。那么，现在中国学术界是怎样看待戈鲲化这个人的？
张：应该说，戈鲲化越来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首先，他已经受到中美文化研究界的关注，1998年夏，我出席中国美国研究学会在南京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戈鲲化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其次，他也受到了徽学研究界的关注，2000年夏我出席在安徽大学举办的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曾应邀向大会作有关戈鲲化的报告。第三，语言学界也对戈鲲化感兴趣。我所编撰的《戈鲲化集》出版后，著名语言学家、中国音韵学会会长鲁国尧教授专门就此发表意见，认为了解戈鲲化赴美教授中国官话所使用的语音系统，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有着重要的价值。相信以后随着学术的发展，戈鲲化的意义将会在不同层面进一步得到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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